杨昌济，这位毛泽东的导师兼岳父，曾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五年。他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但特别欣赏和看重的只有三个人。其中，毛泽东就是这三位佼佼者之一。杨昌济对毛泽东的才华和潜力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自己教学生涯中最为出色的学生之一。
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三个人，不仅是同班同学，还是铁哥们儿。他们要是能一直联手干下去，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这三个人在学校里就特别投缘，要是能一直保持这种默契，绝对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之间的友情和合作关系，如果能持续下去，说不定能改变很多事情的走向。毕竟，以他们的能力和默契程度，真要一起干点啥，肯定能搞出点名堂来。
可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和萧子升之间的友谊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最终两人几乎不再来往。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又有哪些人曾经与毛主席关系亲密，后来却逐渐疏远了？
【同窗好友萧子升】
1910年，毛泽东离开家乡，独自前往湘乡的东山学堂求学。就在他踏进宿舍的那一刻，他第一次见到了萧子升。那一年，毛泽东告别了父亲，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涯，而萧子升则成为了他在东山学堂的最初相识。
萧子升和他弟萧子璋正忙着整理一堆旧报纸，准备处理掉。这时，毛泽东正好路过，看到这些报纸觉得挺新鲜，就问：“同学，你们打算扔的这是什么？”
萧子升瞅了瞅毛泽东，带着点疑惑的语气问：“老兄，这不就是报纸吗？你之前没见过这玩意儿？”
毛泽东接着提问：“什么是报纸？”
萧子升心平气和地解释道："报纸，就是记录新闻的载体。不管外头发生啥大事，都会在上面登出来。"他这么一说，把报纸的功能讲得明明白白。简单来说，报纸就是用来报道各种重要事件的媒介，能让读者及时了解外界动态。这种解释既通俗易懂，又准确概括了报纸的本质特征。
萧子升对毛泽东充满好奇和钦佩。一个晚上，毛泽东就把那些旧报纸全看完了，这令萧子升对他更加佩服，觉得他非同一般。
从那会儿起，萧子升和毛泽东就成了铁哥们儿。这事儿还得从毛泽东和萧子升的弟弟萧子璋说起，他俩正好在一个班上学。因为这层关系，他们仨经常凑一块儿，天南海北地聊国家大事。这么一来二去，萧子升和毛泽东的交情就越发深厚了。
萧子升顺利被长沙的学校录取，临走前他对毛泽东说："润之，我在长沙等着你，希望你也早点考过来。"简单一句话，道出了他对好友的期待。萧子升希望毛泽东能尽快来到长沙，和自己一起学习。这既是对毛泽东能力的肯定，也体现了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
毛泽东凭借自身勤奋，仅用五个月就完成了两年的学业。之后，他成功前往长沙，与萧子升一同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这段经历充分展现了毛泽东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坚定的求学意志。在短短时间内完成大量课程，不仅体现了他高效的学习方法，也为他后续在长沙的学习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与萧子升的结伴同行，更让这段求学之路增添了志同道合的色彩。湖南第一师范作为当时湖南地区的重要学府，为毛泽东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使他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境界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毛泽东有一次向萧子升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书里记载了华盛顿、彼得大帝、拿破仑和林肯这些伟人的生平事迹。毛泽东对这些人物的历史贡献非常佩服，心里盼望着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人物，带领国家走出困境。
归还图书时，他感慨道：“咱们国家现在实力不足，想要让它变得强盛、自立，得花不少功夫。不过时间长点没关系，你看看华盛顿，打了八年仗才赢得胜利，最终创建了美国。我们也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番话，其实就是在预测未来。
毛泽东和萧子升的友情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杨昌济老师的引导下，两人经常聚在一起，深入交流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这种频繁的思想碰撞，让他们的友谊不断加深。作为同窗，他们不仅在学习上互相帮助，更在人生观、价值观上产生了共鸣。杨昌济的教导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促使他们在讨论中形成更深刻的认识。可以说，这段求学时光为两人日后的革命情谊埋下了伏笔。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撰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他的老师杨昌济阅后，对这篇文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按照常规，满分已经是最高分，但杨昌济却破例给这篇文章加了5分，使其获得了超满分的殊荣。在学校里，能够与毛泽东分享这一特殊荣誉的，唯有萧子升一人。
1915年夏，萧子升完成了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业，而毛泽东则继续在那里读书。尽管如此，两人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他们之间的情谊深厚，即使只是短暂分开，也感觉像是长时间未见。正如那句老话说的，“虽然相隔不远，几天不见，思念却如同隔了千里，仿佛三秋未见”。这段描述生动地展现了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深厚感情。
1915年至1918年间，毛泽东与萧子升之间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仅1916年夏天，两人就互通信件达13封之多。这些书信的数量和频率充分表明，这段时期他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深入的交流。通过信件，两人不仅分享彼此的生活状况，还就各种社会问题展开讨论，体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和思想上的共鸣。这些通信记录为我们了解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青年之间的交往方式。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书信往来中，经常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和治学体会。值得一提的是，萧子升还把自己家传的七部经史子集无偿赠予了毛泽东。这些书籍涵盖了传统典籍的多个门类，体现了两人深厚的学术友谊。通过书信，他们不仅探讨学问，还以书籍相赠，展现了彼此在文化传承上的共同追求。
毛泽东收到萧子升送书的好意，心里挺感动，但觉得这份礼物太重了。他给萧子升回了封信，说明了不能收下的原因。信中他提到：“你昨天说要送书给我，我实在不敢接受。一来，要是收了不读，或者读了没收获，就辜负了你的一片心意；二来，你现在手头也不宽裕，没必要这么破费。”
对毛泽东来说，1917年夏天和萧子升的那次旅行，是他们之间最珍贵的回忆。那会儿正是暑假，两人约好一起到各个乡镇走走。他们每到一处，就找地方住下，重点是想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百姓生活。这段经历，成了他们友谊中最难忘的一页。
这对朋友跋山涉水，走遍险滩激流，哪怕烈日当头、酷暑难耐，他们依然脚步不停，丝毫不觉得累。为了纪念这次游学，他们回到长沙后，还特意换上旅途中的衣服和草鞋，拍了张照片留作纪念。长沙的朋友们听说了他们的经历，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们："一文不名，却胸怀天下。"
在那个军阀割据、百姓苦不堪言的年代，萧子升和毛泽东有着相同的目标：为中国探索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两人都深知，照搬他国经验行不通，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他们都在思考如何摆脱旧制度的束缚，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他们都在积极寻求改变现状的方法，试图为中国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尽管后来两人的选择有所不同，但在那个时期，他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为了扩大影响力，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积极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另一方面也四处走访学习。新民学会创立之初仅有二十几名成员，但经过不懈努力，规模迅速扩大到八十多人。这种显著的增长充分体现了两位发起者有着相同的抱负和追求。
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那会儿，身边不少同学都奔着出国深造去了，想学点洋人的新东西。可毛泽东琢磨来琢磨去，最后拿定主意，还是留在国内，好好研究咱们自己国家的事儿。他觉得，与其跑到国外去学别人的经验，不如踏踏实实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更有意义。
萧子升在探讨中国与世界变革的议题时表示，他坚决反对用少数人的牺牲来换取多数人的利益。他推崇的是一种温和的变革方式，认为教育应当成为推动这场变革的主要手段。
毛泽东当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认为单纯依靠教育手段是行不通的。在我看来，俄国式的革命其实是在走投无路、所有其他途径都失败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并不是因为有更好的办法却故意不用。那种激进的共产主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劳农主义，通过阶级专政的方式来推行，效果是可以预见的，所以是最合适的选择。
其实早在1921年那会儿，萧子升和毛泽东的分歧就已经相当明显了。那年他们在长沙开会讨论的时候，两人又起了不小的争执。可以说，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理念差异已经浮出水面，而且越争越激烈。那次会议上的争论，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他们后来会走上不同的道路。
在讨论如何改造中国的议题时，新民学会成员陈启民提到，毛泽东对此反应激烈，直接回了一句：“你还是继续穿你的长袍马褂吧。”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讨论的强烈不满和急切寻求改革的态度。
到头来，萧子升还是没按毛泽东说的办。他既没投身革命，也没站在哪一边，反而选择离开政界，直接跑去了乌拉圭。
毛泽东坚信通过革命能够拯救中国，他率领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功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为首位国家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红军历经艰辛，战胜了无数挑战，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行动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确立了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革命导师陈独秀】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清华园发表谈话时提到："我在北大求学期间，李大钊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这段回忆展现了革命领袖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重要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不仅引导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更为其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这段历史性对话不仅记录了两位伟人之间的师生情谊，也体现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传承脉络。在清华园的那次谈话中，毛泽东以平实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革命导师的感激之情，这成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重要见证。
在北大的那段日子，青年毛泽东不仅得到了李大钊的悉心指导，陈独秀和蔡元培等人也对他关怀备至，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培养。可以说，这些前辈的帮助对毛泽东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学术和思想上为毛泽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机会，让他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能够迅速成长。特别是陈独秀和蔡元培，不仅在学术上给予了他指导，还在生活上给予了他很多帮助，让他能够在北大这个学术殿堂中安心学习和思考。这些经历对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他日后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那会儿，毛泽东就经常看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后来，他的老师杨昌济推荐他投稿，毛泽东还真写了几篇挺有名的文章，发表在杂志上。
李大钊把毛泽东引荐给陈独秀时，陈独秀一脸意外，脱口而出：“哎，你就是湖南那个叫毛润之的年轻人啊！”
毛泽东的写作才能得到了陈独秀的高度评价，这使他在北京大学备受瞩目。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他十分赏识，不仅经常与他进行私下交流，还主动介绍他认识北大的多位知名教授，包括鲁迅、周作人和邵飘萍等。这些机会让毛泽东得以与当时的学术精英建立联系，进一步拓展了他的视野和人脉。
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欣赏，连北大的学生都未必能比得上。他曾经跟李大钊感慨过：“像润之这样爱学习、爱钻研的人，在北大都找不出几个。”这话说得挺直接，但也看得出陈独秀对毛泽东的看重。毕竟，能让陈独秀这么夸的人，确实不多见。
在陈独秀的引导下，毛泽东慢慢接触并研读起马克思主义著作。从一个对革命理论一无所知的新手，他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思想革命者。陈独秀在这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指导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没有陈独秀的悉心培养，毛泽东可能不会这么快走上革命道路。
1920年，毛泽东从北大离开时，内心已经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离开北大时，已经觉得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回到北大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在密谋一件震撼历史的大动作——筹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位先驱正紧锣密鼓地筹划着这一划时代的创举，为中国的未来描绘新的蓝图。
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先驱，分别在中国南北两地携手策划创建党组织。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名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组织一成立，陈独秀就马上给在长沙的毛泽东写信，邀请他在湖南也建立一个类似的党组织。同时，陈独秀还给毛泽东寄了一些进步的书刊和报纸。
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时，毛泽东已经成为党内的重要人物。按常理，他和他的老师应该能携手共进，但最终两人还是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1927年，毛泽东带领部队进驻井冈山。那时候，陈独秀在党内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不过，从“中山路”事件中就能看出，陈独秀当时的立场和主张已经显现出来了。
1929年7月，张学良打算用军事手段夺回被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主权。然而，陈独秀在给中央的信中指出，这种做法超出了群众基础，导致双方分歧日益加深。
由于党内普遍不认同陈独秀的观点，他再次向中央提交了书面意见，同时在上海公开传播托洛茨基主义。这一行为引发了中央的强烈反对。鉴于事态发展复杂，经过审慎讨论，中央最终决定撤销陈独秀在党内的所有职务。
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毛泽东顶住了来自党中央的质疑和压力，带领红军成功突破了蒋介石发动的多次围剿行动。尤其是在遵义会议这个重要节点上，他不仅扭转了被动局面，还被推举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局面。
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不再盲目跟随陈独秀的思路了。他通过自己的实践，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跟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了起来。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他走出了自己的路，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陈独秀选择远离政治舞台，过起了隐居生活。1937年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之际，毛主席特意派周恩来前去邀请他重返延安，可陈独秀却以委婉的方式回绝了这一提议。
他感慨道：“李大钊、陈延年这些老战友都不在了……现在中央里，除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我还能信任谁？我也老了，跟不上形势了。每次开会，我能做什么？我这个人向来不愿被人摆布，何必把会议搞得不欢而散？”这段话道出了说话者的无奈与坚持。他提到两位已故的战友，表达了对当前政治局面的忧虑。面对年事已高和党内复杂形势，他坦言自己已力不从心。同时，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愿随波逐流，更不愿意因为个人原因影响集体决策。这种既清醒认识自身处境，又坚持独立人格的态度，展现了一位老革命者的复杂心境。
陈独秀晚年选择在江津定居，他拒绝了所有外界的资助，仅依靠写作赚取的少量收入维持生计，度过了清贫的余生。
陈独秀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他本可以像胡适那样去美国享受优渥的生活，或者接受蒋介石的拉拢，在国民党谋个职位。然而，他拒绝了这些机会。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与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命运对他并不仁慈，两个孩子在革命中献出了生命，最亲密的战友李大钊也倒在了斗争路上。经历了无数风雨，他最终选择孤独地离开人世，走完了充满坎坷的一生。这位革命先驱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理想与信念，却在生命尽头选择了独行，留下了令人唏嘘的故事。
革命者的胸襟确实令人敬佩。即便后来没有继续和毛主席一起工作，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对毛主席的事业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支持。这种精神境界，正是他们伟大的体现。
毛主席始终铭记陈独秀的革命功勋，从个人感情角度，他多次在中央干部会议上提到陈独秀，强调陈独秀的历史功绩永远不可磨灭。
1942年5月，陈独秀在重庆江津因病去世，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北大”学长张国焘】
张国焘这人确实有两把刷子，当年毛泽东在北大那会儿，李大钊就特意向他介绍过：“喏，这位就是张国焘，大家都叫他特立同志。”
那会儿张国焘压根没把湖南来的毛泽东放在眼里，连主动握手都不搭理。不过毛泽东这人挺大度，非但没记恨，反而一直把张国焘当老大哥看待。两人之间虽说有矛盾，但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对这位学长的尊重。
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件事时提到："那会儿他们觉得我就是个乡下来的，根本瞧不上眼。"
这其实不难理解。张国焘的家庭背景不一般，父亲是当官的。毛泽东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那会儿，人家张国焘就已经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了。正因如此，他跟李大钊这帮人关系特别好，走得很近。说白了，张国焘起步早，在北京读书时就已经结识了李大钊等知名人物，这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陈独秀曾经跟张国焘提到过这么一件事：“湖南那边有个叫毛润之的年轻人，挺有本事的，想法也很独到。你可以多看看他写的文章，肯定能学到东西。”这段对话发生在陈独秀和张国焘之间，陈独秀特别推荐了湖南青年毛润之，认为他能力出众、见解深刻，建议张国焘多阅读他的文章。这个评价充分体现了陈独秀对毛润之的赏识和肯定，也反映出毛润之在当时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思想深度。
陈独秀的一席话，让张国焘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了转变。他开始主动与毛泽东沟通，试图了解对方的想法。在此之前，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观点并不认同，但陈独秀的言论让他重新思考。这种态度的改变，促使两人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张国焘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毛泽东持保留态度，而是愿意倾听和讨论。这种变化，源于陈独秀的启发，也让张国焘对毛泽东有了新的认识。
在接下来的革命斗争中，张国焘和毛泽东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张国焘参与了南昌起义，而毛泽东则负责指挥秋收起义。起义后，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张国焘则前往鄂豫皖地区开展工作。两人虽然选择了不同的战略方向，但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
在革命路线上，张国焘和另一位领导人原本是齐头并进的。但实际上，张国焘一直在暗中较劲，想方设法要把中央的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到了长征的后期，张国焘的真实意图逐渐暴露无遗。他不仅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反而故意对着干，这种做法直接给红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徐向前同志也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局面，既不能违背上级命令，又不能置部队于不顾，处境相当尴尬。这种内部的分歧和不和，无疑给红军的整体行动增加了难度。
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张国焘在川康地区跟川军打得不可开交。可惜他打仗没经验，指挥水平也不行，结果把红军坑惨了，部队损失特别大。这事儿让人挺遗憾的，但事实就是这么个情况。说到底，带兵打仗不是闹着玩的，没有真本事真不行。
历史最终验证了毛泽东的正确判断。在延安召开的那次中央会议上，张国焘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看似态度诚恳。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这个曾经在会议上表态认错的人，竟然抓住机会投向了国民党阵营，完全背离了革命道路。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张国焘的真实立场，也让党内同志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张国焘的叛变行为，无疑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害，但也从反面证明了当时党内斗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俗话说得好，不是一路人走不到一块儿去。张国焘的为人处世，从性格到具体行动，早就注定了他最终会栽跟头。他那些做法，明摆着就是在给自己挖坑，最后把自己给埋了。其实这事儿一点都不意外，但凡了解他的人都看得出来，他那个路子根本行不通。说白了，他就是自己把自己给玩砸了。
毛主席对张国焘的尊重，主要源于他早期的革命热情和坚定立场。那时候，张国焘不仅自己积极阅读《新青年》这类进步书刊，还把这些思想传递给家人，比如寄给父亲。此外，他对家庭安排的婚姻也坚决反对，这些都显示了他对个人信仰和革命理念的执着。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毛主席的认可和尊敬。
张国焘早年投身革命，参与领导起义，展现出不俗的才干。若他能虚心向毛主席学习，携手共进，本可在革命道路上大有作为。然而，他因一念之差，最终走上歧途，铸成大错。正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张国焘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彻底改变。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老蒋对他并不信任，压根儿没给他什么重要职位。最后把他塞进了军统局，说白了就是让他干特务的活儿。可能老蒋觉得，这就是张国焘唯一能派上用场的地方了。
1949年，张国焘在香港定居，之后又迁往加拿大生活。1979年冬季的一个寒冷夜晚，他在一家养老院中因严寒去世。
博古和凯丰这些人最初也跟毛主席唱反调，但后来他们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及时回头，最终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和重用。相比之下，张国焘如果也能像他们一样知错就改，结局肯定不会这么糟糕。说白了，认错改错是件大事，关键看你有没有这个觉悟。
说实话，在那个艰难的时期，大家都在摸索救国之路，谁对谁错还真不好说。但毛主席之所以能成为毛主席，就是因为他最终找到了那条真正能救中国的路。
关于那些最终与毛泽东主席走上不同道路的人，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恐怕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历史会公正地评判每个人的功过是非。我们无法轻易下结论，只能等待历史的检验。这些人的选择，无论对错，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时间推移，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